改革开放40年区域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区域发展战略成效显著

区域发展战略成效显着
发展格局呈现新面貌——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六

发展格局呈现新面貌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区域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区域发展战略,引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强。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又推出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推动形成区域发展新格局。

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六

一、改革开放40年区域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区域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区域发展战略,引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强。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又推出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推动形成区域发展新格局。

改革开放初期,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中央、国务院实施了加快沿海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迅速起步并获得快速发展,同时也使得沿海与内地的发展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新世纪后,为解决日益凸显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求通过健全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扶持机制,形成东中西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区域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大提出,要通过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通过各项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四十年来,我国各区域的经济总量不断跃上新台阶,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区域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区域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改革开放40年区域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40年间,区域经济总量获得巨大提升。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000多亿元,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到2017年已超过80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发展也取得了显着成绩,各区域经济总量均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不断跨上新台阶。197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仅为1514亿元、750亿元、726亿元和486亿元,到2017年,分别增加到了449681亿元、179412亿元、170955亿元和5543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分别增长了66.9倍、46.0倍、46.6倍和28.2倍。东部地区生产总值于2005年首次达到10万亿量级,并分别于2010年和2016年突破20万亿和40万亿整数关口。中部和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均于2011年超过10万亿,并于2016年超过15万亿。东北地区省份数量较少,地区生产总值尚未达到10万亿量级,于2012年首次超过5万亿。

改革开放初期,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中央、国务院实施了加快沿海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迅速起步并获得快速发展,同时也使得沿海与内地的发展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新世纪后,为解决日益凸显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求通过健全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扶持机制,形成东中西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区域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大提出,要通过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通过各项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四十年来,我国各区域的经济总量不断跃上新台阶,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区域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40年间,区域经济总体保持较快增长。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区域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年均增长11.4%、10.4%、10.4%和9.0%,呈现东部地区领跑、各区域均衡发展的良好态势。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体现出这一特点。例如,东部地区自2012年起,结束了1991年以来长达21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阶段,转为一位数的中高速增长,同时发展方式不断转变、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力逐渐转换,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区域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区域产业结构持续改善。

40年间,区域经济总量获得巨大提升。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000多亿元,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到2017年已超过80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发展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各区域经济总量均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不断跨上新台阶。197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仅为1514亿元、750亿元、726亿元和486亿元,到2017年,分别增加到了449681亿元、179412亿元、170955亿元和5543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分别增长了66.9倍、46.0倍、46.6倍和28.2倍。东部地区生产总值于2005年首次达到10万亿量级,并分别于2010年和2016年突破20万亿和40万亿整数关口。中部和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均于2011年超过10万亿,并于2016年超过15万亿。东北地区省份数量较少,地区生产总值尚未达到10万亿量级,于2012年首次超过5万亿。

40年间,在总量快速提升的同时,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服务业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

40年间,区域经济总体保持较快增长。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区域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年均增长11.4%、10.4%、10.4%和9.0%,呈现东部地区领跑、各区域均衡发展的良好态势。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体现出这一特点。例如,东部地区自2012年起,结束了1991年以来长达21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阶段,转为一位数的中高速增长,同时发展方式不断转变、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力逐渐转换,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各区域三次产业结构明显优化。最显着的变化是第一产业比重大幅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2017年,东、中、西、东北四区域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4.9%、9.5%、11.5%和11.9%,分别比1978年降低了18.4、29.7、25.4和8.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53.1%、45.0%、46.7%和50.8%,分别比1978年提高了33.2、26.6、26.9和35.1个百分点。从第二产业比重看,东部和东北地区明显下降,中部和西部地区基本保持平稳。2017年,东部和东北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42.0%和37.3%,比1978年下降了14.8和27.0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地区比重分别为45.4%和41.8%,与1978年大体相当。

区域产业结构持续改善。

各区域经济增长的主动力逐渐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1978年以来,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第二产业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54.9%、52.4%、46.1%和46.5%,接近或超过50%,在三次产业贡献率中最高。但从2012年以来,各区域第三产业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56.4%、46.9%、49.8%、71.2%,除中部地区外,其他区域第三产业均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40年间,在总量快速提升的同时,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服务业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

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

各区域三次产业结构明显优化。最显著的变化是第一产业比重大幅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2017年,东、中、西、东北四区域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4.9%、9.5%、11.5%和11.9%,分别比1978年降低了18.4、29.7、25.4和8.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53.1%、45.0%、46.7%和50.8%,分别比1978年提高了33.2、26.6、26.9和35.1个百分点。从第二产业比重看,东部和东北地区明显下降,中部和西部地区基本保持平稳。2017年,东部和东北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42.0%和37.3%,比1978年下降了14.8和27.0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地区比重分别为45.4%和41.8%,与1978年大体相当。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差距经历了一个由扩大到缩小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沿海率先发展战略使东部地区一马当先,保持领先地位。进入2000年后,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实施,丰富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布局,完善了政策体系,形成了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的空间战略格局。在三大战略的引领下,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

各区域经济增长的主动力逐渐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1978年以来,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第二产业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54.9%、52.4%、46.1%和46.5%,接近或超过50%,在三次产业贡献率中最高。但从2012年以来,各区域第三产业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56.4%、46.9%、49.8%、71.2%,除中部地区外,其他区域第三产业均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看,各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差距有所缩小。2017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84595元、48747元、45522元和50890元,反映各区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整体相对差异水平的变异系数[1],由2003年的峰值0.44下降到0.318,人均最高的东部和最低的西部之间的相对差值,由2003年的2.5倍缩小到1.9倍。2012-2017年,按不变价格计算,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分别为7.2%、8.0%、8.2%和5.4%,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领先于东部地区,改变了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发展中东部地区“唱主角”的传统格局。从人均财政收支看,各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有所提高。2017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均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9874元、4436元、4736元和4447元,变异系数由2003年的峰值0.548下降到0.455,人均最高的东部和最低的中部之间的相对差值,由2003年的3.14倍缩小到2.23倍;人均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别为13710元、10117元、13353元和12127元,变异系数由2003年的0.285下降到0.132,人均最高的东部和最低的中部之间的相对差值,由1.95倍缩小到1.36倍。从城镇化率看,各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更加趋于平衡。2017年,四区域城镇化率分别为67.0%、54.3%、51.6%和62.0%,最高区域和最低区域之间的差距,由2000年的峰值23.4个百分点下降到15.4个百分点,各区域城镇化率差距明显缩小。

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

二、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性持续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差距经历了一个由扩大到缩小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沿海率先发展战略使东部地区一马当先,保持领先地位。进入2000年后,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实施,丰富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布局,完善了政策体系,形成了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的空间战略格局。在三大战略的引领下,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

区域协调发展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40年来,我国在促进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同时,相继做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战略决策。各区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加强薄弱环节发展,呈现出增长较快、结构优化、协调性增强的良好态势。

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看,各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差距有所缩小。2017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84595元、48747元、45522元和50890元,反映各区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整体相对差异水平的变异系数[1],由2003年的峰值0.44下降到0.318,人均最高的东部和最低的西部之间的相对差值,由2003年的2.5倍缩小到1.9倍。2012-2017年,按不变价格计算,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分别为7.2%、8.0%、8.2%和5.4%,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领先于东部地区,改变了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发展中东部地区“唱主角”的传统格局。从人均财政收支看,各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有所提高。2017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均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9874元、4436元、4736元和4447元,变异系数由2003年的峰值0.548下降到0.455,人均最高的东部和最低的中部之间的相对差值,由2003年的3.14倍缩小到2.23倍;人均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别为13710元、10117元、13353元和12127元,变异系数由2003年的0.285下降到0.132,人均最高的东部和最低的中部之间的相对差值,由1.95倍缩小到1.36倍。从城镇化率看,各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更加趋于平衡。2017年,四区域城镇化率分别为67.0%、54.3%、51.6%和62.0%,最高区域和最低区域之间的差距,由2000年的峰值23.4个百分点下降到15.4个百分点,各区域城镇化率差距明显缩小。

东部率先发展领跑全国。

改革开放后,为充分发挥东部地区沿海的地理优势,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上世纪80年代,国家相继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以及大连、秦皇岛等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后又相继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等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进入新世纪后,国务院先后批准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先行试验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东部沿海地区依靠本身的区位优势和改革开放的先发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实现率先发展,成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龙头”。

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性持续增强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核心区和增长极。2017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达到52.6%[2],比1978年提升了9.0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居四大区域之首,比中部、西部、东部地区分别高1.0、1.0和2.4个百分点。从人均水平看,2017年东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约为11530美元,已经接近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12736美元的门槛。东部地区依托沿海优势,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2017年,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3]为33872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434.2倍,占全国比重由37.7%提高到82.5%,高居四区域之首。

区域协调发展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40年来,我国在促进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同时,相继做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战略决策。各区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加强薄弱环节发展,呈现出增长较快、结构优化、协调性增强的良好态势。

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都市经济圈成为引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2017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圈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占全国的19.3%、8.9%和9.7%,三者合计占比为37.8%,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其中,深圳作为最早成立的经济特区之一和改革开放的“桥头堡”,由一座默默无闻的小渔村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都市。地区生产总值从1979年的1.96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2.24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达到22.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606元增长到18.3万元。上海浦东新区作为我国东部改革开放重点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965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93年成立之初增长了24倍。

东部率先发展领跑全国。

中部崛起实现跨越发展。

改革开放后,为充分发挥东部地区沿海的地理优势,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上世纪80年代,国家相继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以及大连、秦皇岛等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后又相继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等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进入新世纪后,国务院先后批准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先行试验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东部沿海地区依靠本身的区位优势和改革开放的先发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实现率先发展,成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龙头”。

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中部地区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三基地、一枢纽”的定位,标志着中部崛起战略进入实施阶段。中部崛起战略推进了中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效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核心区和增长极。2017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达到52.6%[2],比1978年提升了9.0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居四大区域之首,比中部、西部、东部地区分别高1.0、1.0和2.4个百分点。从人均水平看,2017年东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约为11530美元,已经接近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12736美元的门槛。东部地区依托沿海优势,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2017年,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3]为33872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434.2倍,占全国比重由37.7%提高到82.5%,高居四区域之首。

中部地区经济实力显着增强,工业拉动作用明显。自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按不变价格计算,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相对于2006年增长了2.1倍,年均增速为10.8%。其中,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5%,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1.7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拉动作用。特别是近年来,中部地区现代装备和高技术产业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最快的发展时期,实现了高速持续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打造了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富士康、京东方等一些大型电子信息企业在中部地区完成产业布局,产业呈现集群发展态势。

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都市经济圈成为引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2017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圈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占全国的19.3%、8.9%和9.7%,三者合计占比为37.8%,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其中,深圳作为最早成立的经济特区之一和改革开放的“桥头堡”,由一座默默无闻的小渔村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都市。地区生产总值从1979年的1.96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2.24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达到22.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606元增长到18.3万元。上海浦东新区作为我国东部改革开放重点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965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93年成立之初增长了24倍。

“三基地、一枢纽”定位准确,促进中部崛起。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地位稳固,中部地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持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全国能源原材料供应重点地区的地位更加巩固。山西等大型煤炭基地基本建成,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快速发展,持续稳定保障全国能源供应。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地位逐渐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重点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现代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通过发挥中部地区区位条件的独特优势,打造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了郑州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等一大批重大工程。2016年12月,《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颁布,提出中部地区“一中心、四区”新的战略定位,即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全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区、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核心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方位开放重要支撑区。“一中心、四区”是对“三基地、一枢纽”战略定位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新时期特点,在这一新的定位下,中部地区将迎来新的黄金发展十年。

中部崛起实现跨越发展。

西部大开发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

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中部地区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三基地、一枢纽”的定位,标志着中部崛起战略进入实施阶段。中部崛起战略推进了中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效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

1999年,中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推进实施这一重大战略,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先后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意见》等。西部大开发战略有效促进了西部经济增长,带动了能源及化工、重要矿产开发及加工、特色农牧业及加工、重大装备制造、高技术产业和旅游业等六大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缩小了东西部之间的差距。

中部地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工业拉动作用明显。自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按不变价格计算,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相对于2006年增长了2.1倍,年均增速为10.8%。其中,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5%,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1.7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拉动作用。特别是近年来,中部地区现代装备和高技术产业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最快的发展时期,实现了高速持续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打造了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富士康、京东方等一些大型电子信息企业在中部地区完成产业布局,产业呈现集群发展态势。

西部地区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经济实力大幅提升。2000-2017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17276亿元增加到17095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1.6%,占全国比重由17.5%提高到20.0%。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4948元增加到45522元,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2.3%提高到76.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贸易总额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实现较快增长,占全国比重有所上升。特别是2012年以来,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到8.9%,高出全国增速1.8个百分点,使得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

“三基地、一枢纽”定位准确,促进中部崛起。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地位稳固,中部地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持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全国能源原材料供应重点地区的地位更加巩固。山西等大型煤炭基地基本建成,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快速发展,持续稳定保障全国能源供应。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地位逐渐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重点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现代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通过发挥中部地区区位条件的独特优势,打造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了郑州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等一大批重大工程。2016年12月,《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2025年)》颁布,提出中部地区“一中心、四区”新的战略定位,即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全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区、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核心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方位开放重要支撑区。“一中心、四区”是对“三基地、一枢纽”战略定位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新时期特点,在这一新的定位下,中部地区将迎来新的黄金发展十年。

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有效助力西部地区发展。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是西部地区最薄弱的方面,也是长期以来制约西部发展的瓶颈。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为突破口,建成了一大批重点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得到显着加强,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支撑能力不断增强。实施“五横四纵四出境”运输大通道建设,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先后投入运营。健全绿色发展机制,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坚决守住生态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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