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是2766例,国家卫计委刚刚推出中国首个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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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器官捐献难在何处

器官捐献 “心坎”最难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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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7月3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燕红表示,今年前6个月我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已达2999例,全年有望突破6000例。人体器官捐献是生命的延续,我们该如何科学看待器官捐献?

总结我国器官短缺的原因,大概有如下三点:移植技术成熟,求远大于供;现有捐献概念框架不能适应现实需要;我国目前尚缺乏脑死亡标准,也没有脑死亡立法,大大降低了器官的可利用率。

每年30万缺口,仅能移植1.6万例

■本报见习记者 贡晓丽

人体器官捐献是一个人去世后,根据本人或亲属意愿,将其功能良好的器官,以自愿、无偿的方式捐献给人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用于救治器官功能衰竭、急需器官移植的患者,使其能够延续生命,改善未来生活质量。我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6万例左右。

4月初,中国红十字会下设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运作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正式开通。而就在半个月前,国家卫计委刚刚推出中国首个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站“施予受”。

“从数量上看,2015年,也就是实现器官移植根本性来源改革的这一年,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是2766例,在2016年就达到了4080例,提高了将近一倍。”郭燕红说,2017年我国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达到了5146例,年均增长速度已超过20%,捐献例数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两家器官捐献登记平台的先后上线意味着,中国不仅结束了长期以来公民身后捐献器官“捐赠无门”的困境,还在短时间内建立了两个公民随时可以在线登记个人身后捐献器官志愿的网络平台。

据统计,2017年,我国实施的1.6万例器官移植手术中,86%的器官是来源于公民逝世后的自愿捐献,14%是来源于亲属间的活体捐献。今年前6个月,我国已实施器官移植手术9196例,手术量也居世界第二。

平台的上线,要用多长时间才能缓解我国捐献器官源匮乏的现状,仍待时日的检验。

尽管我国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已从2010年的0.03%上升至2017年的3.72%。但在现阶段,我国依然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但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教授翟晓梅认为,这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对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人体器官获取和分配体系、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人体器官移植术后登记体系、人体器官移植监管体系进行统一协调和指导,为解决我国器官短缺而建立社会配套措施迈出的重要一步。

法律尚待完善,观念亟须改变

身后要留完整尸体的理念已经不再是多数潜在捐献者的文化障碍因素。

目前我国红十字会开展的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是指面向社会公众、在其身故后自愿的器官捐献,不涉及活体器官捐献。截至2018年7月15日,我国捐献志愿者登记数490223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在2016年曾对41230人发起网络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5%的我国民众愿意做器官捐献志愿者。

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仅约1万人能获得救命的器官完成移植,重获新生。其中的关键原因,是可供移植的器官来源匮乏。

尽管我国器官自愿捐献数已经居世界第二,器官移植技术已达到世界水平,但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依然受到各种制约,发展并不乐观。

“目前中国器官移植技术已趋成熟,临床肝移植、肾移植等大器官移植水平已与国际水平接近。”江苏省肺移植中心主任、无锡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陈静瑜介绍说,提高全民对遗体器官捐献的认识,制定相应的法规,加快建立器官捐献体系是当务之急。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移植科副主任蔡勇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起步晚,有关器官捐献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实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协作才可能实现。比如脑死亡的立法,器官移植专门机构的设立,对捐献者困难家庭经济上的帮扶,捐献者子女的教育抚养等。”

随着医疗保障程度的不断提高和移植技术的进步,对器官移植的医疗需求不断增加,器官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蔡勇希望能加大对器官捐献的宣传力度。他说,当前媒体对器官捐献宣传少、普及面小,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还不够,很多人不清楚器官捐献的具体定义以及哪些器官能捐献。“浙江在这方面的先进经验值得学习,比如车体广告,车站等平台平面和多媒体宣传,举办各种公众活动来跟踪和深入宣传器官捐献。”

制约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因素有很多,人们曾经认为传统观念会在某些时候构成隐性障碍。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教授也多次表示,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支持我国公民器官捐献的倡导工作。

“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不乏支持帮助他人、救人的思想和观念,而社会正能量的传递、互相帮助的精神风貌在年轻一代人的身上更加突出。”翟晓梅表示。

于是,针对器官捐献流程复杂、普及度不高等问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管理的“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网站从2016年底开通支付宝“一键登记”通道,可10秒钟完成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目前已有超过30万人登记注册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还有些实证研究证明,身后要留完整尸体的理念已经不再是多数潜在捐献者的文化障碍因素。而缺乏社会配套体系则成为影响器官捐献的最重要因素,这一体系包括了捐献平台的建立、公开公正的分配体系等制度的建立。

蔡勇说,现在不少人的观念还比较保守,受到“留全尸”“轮回”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即使逝者生前已明确表示过其愿意捐献器官,只要家属或家族中有一个有话语权的人反对,也不能进行器官捐献。还有的案例,家属考虑到家庭和社会舆论压力,不愿意承担毁坏至亲身体完整性,出卖亲属器官这样的罪名,故而放弃器官捐献。对此,蔡勇表示,社会价值观需要引导,目前亟须改变人们的观念。

器官移植医师与脑死亡判断脱钩的做法对“死者家属同意捐”有积极的影响。

尽管医学在不断进步,但是当前仍有不少疾病是无法根治的,如对器官衰竭患者来说,器官移植可以说是唯一的希望。很多患者是依靠药物和机器维持生命,更多的患者在焦急和苦苦等待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随着生命维持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呼吸机的使用,人们对死亡标准开始重新思考。器官移植技术的成熟与尸体器官的短缺,大大加剧了人们对脑死亡标准确立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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